刘晓波: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

刘晓波: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

二十世纪已接近尾声,共产主义制度随之进入了世纪末。中国的「六.四」、东欧的「骤变」、苏联那极富有戏剧性的「政变」,特别是当全世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列宁的塑像被起重机吊起,摇摇晃晃地悬在半空中之时,再不会有人怀疑,甚至连至今仍然大权在握的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层也不会怀疑:共产主义大厦的坍塌已成定局,任何人也无回天之力。也许,到下个世纪诞生之日,共产主义便成为记忆。

「世纪末」是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象徵,既意味着无可挽救的衰败,也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新生。

我,正是共产主义末日到来之际的倖存者和见证人。特别是经历过「六.四」,我更有资格称自己为倖存者──一个负罪纍纍的倖存者。因为已有无数人在这末日到来之前含恨九泉,还有一些人正在饱尝铁窗之苦。

面对亡灵、面对狱中人、面对国内外关于「六.四」的弥天大谎、面对自己的「六.四」经历和内心世界(特别是自己的阴暗和卑鄙),我别无选择──必须而且只能自白。想对自己负责就要通体通明:赤身裸体,走向上帝。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别是在中国,刺刀和谎言维繫着铁一样的专制秩序,谎言遍及目力所及、耳听所闻的每一个地方,电视、广播、会议、演讲、聊天、谈情……谎言渗透了中国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已经达到了说谎的极致;不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说谎,而是自愿地、本能地说谎──谎言即真实。不仅说谎,还会找出太多的义正辞严之理为说谎辩护。套用毛泽东的话,中国人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柢就是一句话:说谎有理。理直气壮地说谎、理直气壮地为谎言辩护,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说谎是中国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谎言之于维繫中国的专制,此刺刀更有效。有什幺样的人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连篇累牍,见诸于海内外的各种传播媒介。正如白杰明(Geremie Barmé)所言: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一元化,只有谎言多元化[1]。「六.四」事件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姦得人老珠黄。

在大陆,官方用那套屡试不爽的宣传为开枪杀人进行拙劣而滑稽的辩护:在大清查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参与「六.四」的人为自我保护而真诚地用谎言来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与八九抗议运动没有任何关係,颇类似「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参与者都在「纯洁」自己。这种「纯洁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运动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运动必将伴有这种纯洁化。这有各类「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谎言。沦为阶下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了悔罪,有幸流亡海外的人则为了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着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吾尔开希、李录等人根本不管他们所经历的事实是怎样的,一味向国际舆论描述他们所说的和靠自己的想像创造出的流血场面,于是乎,他们就成了傲立于血泊中的英雄。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句心里话」。它是为了赢得他人的信任而说的,适用于各种场合,甚至成为一些杂誌的专栏。每当谈话进入高潮,某人便会满脸诚挚地凑近对方的脸,压低声音,颇为神秘地说:「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中国人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很少有人深究「说心里话」这种表达方式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多幺可怕的现实:谎言的公开性和合理性。当人只能在某些特定的、罕见的私下交谈中才说心里话(真话)时,那就意味着在一般的公开的情境下,人都不说心里话(说谎)。「说心里话」这种谈话方式普遍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最后连「说心里话」的句式也成为谎言。人们可要注意,谁以「说心里话」的句式进行交谈,我敢肯定,那人在说谎。我相信,在有关「六.四」的交谈中,「说心里话」的句式也会频频出现。

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

我想正视谎言、揭穿谎言,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为自己的罪恶负责。

1.与白杰明的谈话,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