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药社的发端

来源:往事微痕

苦药社的发端

我知道,这里不能用「发轫」,更绝对不敢用「发祥」。我不幸成为「苦药社」发端的历史见证人,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

打开尘封的记忆,展露的是这样的历史的一幕:

那是1957年春夏间。中央已发布了整风的通知,学校党委也召开了全校关于整风的动员大会,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方式嘛,口头、书面、大字报均无不可。

然而,我们班学生此时却鸦雀无声。这不是什幺「噤若寒蝉」,不敢说。我们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学子,绝对没有这样深的城府,即使是最富于想像力的小说家,当年也绝对不会想到提了意见会遭到秋后算账,甚至是终生算账的惨酷后果。我们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无话可说,是因为对校系领导的情况一无所知,能说什幺呢?鑒于此,班团支部召开了团员大会又作了动员,说帮助不帮助党整风,是对党的态度问题,用若干年以后的话来说,是「上纲上线」了,提到了吓人的高度。

终于,校园里出现了一些别的系、别的班的大字报,并且渐次多了起来。一天课后,中文系四年级4班住西北楼423号宿舍的七位同学回到寝室,对大字报议论起来。张孝存同学说,别的系、别的班同学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行动,写写大字报。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可写什幺呢?很是茫然。后来,记不得是那位同学突然说:我觉得学校总务处对我们同学关心不够,不够体察民情,有官僚主义。要不,我们就写一张大字报,批评总务处的官僚主义吧。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于是,张孝存就自告奋勇执笔起草稿子,边写边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断修改补充(具体内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记不清了),很快就写好了。末了,他问大家怎样署名。起初,大家以为顺理成章就署「中四(4)班423室」;可又觉得太一般化,不及校园里有些大字报另起社团名称的新鲜。沉吟一阵子,萧敦煌同学说,既然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署名「苦药社」吧。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首肯,沈君盘同学承担了抄写的任务。于是,「苦药社」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出笼」了。

其实,此时的「苦药社」既无明确的固定的分工,也没有推选头头,根本不成其为「社」。后来,卫之祥同学到同班别的寝室聊天,谈及此事,他实言相告始末情况。有的寝室的同学也正要写大字报,一时未想出更好的署名,愿意用「苦药社」的名义,一起写大字报,卫之祥表示同意。过了几天,中文系四年级4班几个寝室的男同学都愿意这样,参与人数就逐渐多起来。相继出了《新古今奇观》、《苦药特辑》等大字报和油印刊物。卫之祥主动负责各寝室间的联络。又过了一段时间,卫之祥联繫了中四(4)班的女同学,至此,「苦药社」才成为全班性的组织(只有个别同学未参加),但一直都没有正式选举过头头,也仍然没有具体的分工,只有临时分配任务。直到以后,原来与4班共一个大班(乙班)的5班同学也参加进来,中四年级党支部派党员谷兴云进来,与卫之祥共同负责「苦药社」,分工才稍微明确固定,除《新古今奇观》、《苦药特辑》等专刊外,其余同学大都属採访组,负责提供材料、稿子。

这就是我亲自参与、见证的「苦药社」的发端的始末。就是这样一个57年整风中,在党号召下自发成立,后又受到党组织关心,由党组织派党员进来领导的一个全班性组织,却被打成了「右派组织」(其绝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受到了不同的处分)!当时《人民日报》竟然发了一篇报道,称其为「右派阴谋组织」。笔者当时读到了这篇报道以后,惊讶万分。没想到,原先在我心目中几近绝对权威的报纸居然发表如此不符事实的报道,其在我心中的威望一下子直落千丈(当然没有完全消泯)。这就说明,不管如何权威,不管任何人或组织,只要搞虚假或极「左」的东西(右也一样),就会变味,其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就会受损,就会失人心,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和结论。